合宪性审查（通常以司法审查的形式出现）对保护公民个人权利、捍卫宪政框架下的国家权力的分离和制衡都是非常重要的。
在该案中，负责铺路的专员（paving commissioners）决定把街道抬高6英尺，原告的房子紧挨着街道，相形之下，就下沉了6英尺。上议院判决该规定对原告权利的干预不合比例，侵犯了当事人享有的与其法律顾问通讯秘密之普通法上基本权利。
[2]科恩：《法律移植的编年史：英国对行政合理性与比例审查的演变》（Margit Cohn, Legal Transplant Chronicles: The Evolution of Unreasonableness and Proportionality Review of the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Law, 58（2010），p.604）。再有一个就是CCSU案，它让这类审查标准自成一体，另立门户，成就了一番气派。所以，要指控行政机关的决定是不合理的，必须要有某种压倒一切的证据。[1]但是，这些判例提到的合理规则（rule of reason），还不是独立的审查标准。迪普洛克给出的非理性公式是，行政决定太违拗逻辑和公共道德标准，任何明智之士考虑这个问题时都不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在该案中，主审法官迪普洛克（Lord Diplock）没有继续援用格林（Lord Greene）的Wednesbury不合理，而是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非理性。但是，最小侵害手段标准也是最引起争议的。第二，法治与民主不是一个概念，宪政与民主也不是一个概念。
关于个人基本权利为什么神圣不可侵犯，大量的道德和政治哲学家们已经作了大量的论述，而且要想在中国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并使经济有长期发展的活力，我们的宪政和法律体系也必须有效地保护个人基本权利。这是因为在现代的实证法律体系中，立法机关制订法律时不可避免地要通过一定的政治过程，并会受到其他很多规范性体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一个法治国，法的至上性主要表现为法官的至上性，因为当人们（包括政府与公民之间）有法律纠纷时（包括对法律解释的纠纷），纠纷双方都必须服从法官对法律（包括宪法）的解释。上面的解释似乎很简单，但它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
我们下面讨论法治和宪政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讨论这两者的关系。
诉讼的来源有两个：一是政府（即执法机关），二是私人（例如受害者或其他相关人）。如果法官为了追求实质正义而允许这些物品进入法庭作为证据，法官就违背了一条事先确定的刑事诉讼程序规则，也就违背了形式正义（或程序正义）原则。人们离开自然状态，建立国家和实证法律体系，其中的一个目的是为了防止人和人之间的弱肉强食和压迫。我们将在下一节中详细讨论这一观点。
从这一角度讲，也只有宪法是至上的，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立法机关通常没有修宪权力（修宪通常需要全民公投，或象美国式的各州修宪会议），但它有修改一般法律的权力。在其原初意义上，法是事物运作的基本规律。在这种背景下，拿破仑上台，法国又回到了专制政府的时代。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更不能忘记法律的实质正义的重要性（虽然法律的形式（程序）正义有它独立的、非常重要的价值），因为我们还没有宪政民主。
故此，理想的自由民主体制必须在立法者统治和法治（法官统治）之间取得平衡。法治（rule of law）不同于我国古代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所提出的工具意义上的法制（rule by law）。
认识到基本正义规则是一个动态的、相对的概念。回到正题：在一个法治国，法律是如何限制政府权力的？答案存在于法治的几条重要原则中。
例如，行政否决权使立法机关的提案在成为法律前受到国会和总统的双重审查，从而有效地降低了坏法出台的机会。事实上，在本文的下一节中我们将看到，如果没有自由宪政体制的保障，两种正义可能都难以实现──无论是法律的实质正义还是法律的形式（程序）正义都难以得到普遍的保证。法治的核心是一个自主的法律秩序。这两方面的制度安排相互配合，保证了宪法的至上性，建立了一个有限但又有力和有效的政府，同时也保护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如果法律侵犯了某些不证自明的自然法规则，则被告一方不能引用该法律来为自己申辩（2 Sueddeutsche Juristen Zeitschrift 521（1947），转引自莱斯，1999年，第27页）。宪法不仅制约了政府的专断权力，也防止公共事务管理和社会争端解决受到民众的某些短期冲动和激情的干扰。
广泛的受害者（或其他相关人）起诉的权力和激励有效地保证了对违法行为的惩罚，从而维护了法律的至上性，有效地保护了个人权利。普通的法律可以被代议立法机关修改或更换，或在被起诉后被法庭宣布违法（包括违宪）和无效，但代议立法机关通常无权修改或更换宪法，法庭也无权宣布宪法非法。
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宪法司法、独立的司法审查、以及普通法体系下的遵照先例原则，加在一起保证了对宪法解释的相对稳定，也促进了宪政框架的相对稳定。也就是说，形式性指的是法律体系内部包含或隐含了所有立法、找法和判案所需要的规则（即法律规则的完整性），而且这些规则能得到有效的、始终如一的遵守和运用（即法律程序规则的有效性和一贯性）。
首先，宪法至上原则是立国的最根本原则。16.Li，Bo.The Moral Foundation of Liberalism.Perspectives Vol.3，No.1，August 31，2001b.17.Machiavelli，Niccolo.The Prince.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18.Mahler，Gregory.Comparative Politics：An Institutional andCross-National Approach.Upper Saddle River，New Jersey：Prentice Hall，2000.19.Rice，Charles.50 Questions on the Natural Law：What It IsWhy We Need It.San Francisco，California：Ignatius Press，1999.20.Sartori，Giovanni.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Chatham，New Jersey：Chatham House，1987.21.Schauer，Frederick.Formalism.Yale Law Journal 97（1988）：509-548.22.Selznick，P.Law，Society and Industrial Justice.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69.23.Shen，Yuanyuan.Conceptions and Receptions of Legality：Understanding the Complexity of the Law Reform in China.In The Limits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ed.Karen G.Turner，James V.Feinerman and R.Kent Guy.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0.24.Thomas，Clarence.The Higher Law Background of the Privileges or Immunities Clause of the Fourteenth Amendment.Harvard Journal of LawPublic Policy 12（1989）：63.25.Weber，Max.Economy and Society，ed.G.Roth and R.Wittich.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8.26.Wirszubski，Ch.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Principat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8. 进入专题： 法治 宪政 。
因此，用（形式法理的）方法所达到的（法律）系统上和技术上的高度精密化并不能使其赎掉一种罪过，那就是它在建立一套很容易被征服的不安全的法律体系（萨托利，1987，第323页）。法治虽然只是宪政的一部分，但它是宪政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法治作为约束政府任意权力的限制性角色较容易被理解，但法治作为提升政府理性的促进性角色则经常被忽略。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将讨论使法治成为可能的制度安排，也就是对法治极为重要的概念──自由宪政。
区分法治和法制是很重要的。除了这些约束以外，美国联邦法官本身的高素质（他们都受过高等法律专业教育和训练，并通常是法学家或有成就的律师）也有利于保证司法审查的质量。
（1787年宪法的反对者认为），（1787年宪法）在建构和划分联邦政府权力时没有考虑到保护个人自由的最重要的预防措施，那就是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应该（完全）分立。（莱斯，1999，第30页）。
除依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郑重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准备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证。当面对是否撤换一位民选总统这样一个特别重大的问题时，法官们缺乏必要的勇气、声望和形式上的权威来做出决定。
第三，过度立法导致法律经常变化，从而导致法律的不确定性，这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然而不幸的是，形式法理学派完全忽略了一个事实：法律的形式定义是以宪政国家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检察官必须在一个普通法庭中说服合理的质疑是一条早在辛普森案之前就被广泛接受的刑事司法定罪标准。在美国和英国这样的自由宪政国家中，宪法实际上就是我们上面讲的代表基本正义的高级法，是建立和维护一个公正的实证法律体系（即具备上文提到的六个正义原则的法律体系）的关键所在。
马克斯·韦伯将各种法律体系分为四个类别：形式非理性类，实质非理性类，形式理性类，实质理性类（参见韦伯，1978，第2卷，第8章，第1节，第9小节）。第五，法律不能经常变更，不然会导致过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将自然状态下的不确定性置换为法律的不确定性。
而法律（实证法）是立法机关颁布的规则，它既可能是正义的，也可能是非正义的。相反，在法治之下，法律是法官法律推理的产物，而纯粹法治的问题在于，首先，法律可能变成过于静止的东西。
我们可以把这一原则叫做基本正义原则。在这一点上萨托利教授有很好的评论：谈到法律形式‘，我们就谈到了法律秩序的一个最必要的条件。